沉默的痛——北美华人教会英文事工的挣扎（董家骅）
本文原刊于《举目》官网言与思专栏2017.01.23
在婚礼上遇到Edward。他从小在我聚会的华人教会长大，过去也积极参与英文堂的事工，但这两年都没再看到他，因为他改去参加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教会。我问他，为何离开从小长大的华人教会？他说：“我有点累了。在华人教会，我一直被期待和教导要服事、服事、服事……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”
几个月前，英文堂聚会时，我见到了Brian。Brian在这间教会长大，上大学后就没有再来聚会了。我问他为何离开？他耸耸肩：“觉得在教会有点压抑吧！太多规矩和限制了。”别人告诉我，Brian本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但上高中后与教会渐行渐远，后来干脆就不来了。Brian的父母都是教会的忠心同工，为此很伤心。
还有一次，和一位备受大家敬重的长辈聊天。他的儿子，美国出生，从小在华人教会长大，但中学开始变成问题学生。为了儿子，他和太太搬了很多次家，到处求助，希望能把孩子的生活带回正轨。
很不幸的是，在耗尽心力帮助孩子之际，他却还要面对教会弟兄姊妹的闲话，和暗地里的指指点点，指责他们未尽父母的责任，甚至说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好，怎配服事上帝。这十几年来，他们夫妇就这样带着伤痛和羞耻感生活和服事。
一、流失的信二代
这种事，在北美华人教会层出不穷。华人移民第二代的出走，英文事工的挣扎，几乎是每间北美华人教会的痛。这些出走的，有很高的比例，是在教会长大的信二代（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）。他们从小跟着父母到华人教会聚会，参加儿童主日学、青少年团契、英文事工……
美国教会近年开始关注信二代流失的问题，并有多个研究单位，深入探究这现象和背后的原因。根据Barna Group针对美国18-29岁青年人的研究，成长于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孩子中，59%年满15岁的人，告诉研究人员，他们离开过教会（注1）。
根据Gallop民意调查，16-17岁时参加过教会、现今在18-29岁的，有 40%不再参与教会（注2）。
如果我们把调查对象缩小到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，那么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成年后离开教会的比率，高达75%-90%（注3）。
其实早在1996年，Helen Lee就撰文描述北美亚裔教会第二代的出走潮，并把这现象称为“沉默的出埃及”（Silent Exodus，注4）。
这些数字的背后，是一个又一个伤心的父母，以及受伤的孩子。在华人教会第二代“沉默的出埃及”之背后，是许多华人父母“沉默的痛”。
针对北美信二代的高比例流失，研究者纷纷提出解释。Barna Group的资深研究员David Kinnaman，把矛头指向北美教会本身。他认为信二代出走有6个原因：教会对孩子的过度保护，肤浅的信仰教导，对科学的恐惧和反感，论断和压抑的信仰氛围，对别种信仰的排他性，以及没有留给年轻人怀疑的空间（注5）。
除了教会因素，第二代的流失也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。学者Christian Smith 借用社会心理学家Jeffrey Arnett的洞见，指出18-29岁这个生命阶段本身，也充满变动，连带影响他们的教会生活。
在北美社会，随着普遍性的接受教育时间的延长、婚姻的延后、职场流动性的提高，和父母在经济上支持儿女的能力和意愿的提高，18-29岁年轻人的生活越发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，也较难稳定地委身于教会生活（注6）。
北美华人教会除了要面对上述提到的种种内部和外部因素，还要面对文化和语言差异所带来的牧养困难。学者Matthew Todd为探究加拿大华人教会信二代离开的原因，系统地采访了流失的第二代、留下的第二代和教牧同工这3个族群。
这3种人不约而同地认为，教会的领导模式和组织架构是信二代出走的重要原因。华人教会太过强调华人文化，也是信二代出走的主因之一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离开的和留下来的第二代皆认为，出走的最主要原因，是教会无法满足年轻人生命转换阶段的需要。对此，教牧同工却鲜少认同（注7）。
二、五种建造模式
对于北美华人教会第二代流失的问题，专家、学者开出了各式各样的“药方”，欲以5种模式解决问题：家庭祭坛模式、文化身份模式、风格更新模式、组织变革模式、跨文化宣教模式。
1. “家庭祭坛”模式
提倡“家庭祭坛”模式的人认为，信二代流失的症结，在于其父母亲没有积极地参与孩子的信仰塑造，把责任丢给了教会英文事工的牧师和辅导。
近年北美有许多研究指出，父母在孩子的信仰发展过程中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对孩子的信仰塑造有极大的影响力（注8）。因此，这些人认为，最需要为牧养信二代负责的是父母，而不是教会的牧养同工。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对父母亲的牧养和训练，帮助父母亲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力。教会要与父母亲一起探索：父母亲当如何牧养自己的孩子。
2. “文化身份”模式
从“文化身份”模式着手的人则认为，北美华人教会无法留下所有的信二代，仅能吸引那些认同自己拥有华人身份的信二代（注9）。
“文化身份”模式认为，没有必要，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第二代都留下。应接受现实，好好与认同自身华人身份的ABC（美国出生的华裔）合作，以“华人的身份认同”为北美各华人教会群的最主要认同，发展教会牧养事工。
3. “风格更新”模式
“风格更新”模式的拥护者认为，第二代的流失，主要是因为教会古板、守旧的聚会风格。若要吸引ABC信二代留下，需要学习ABC习惯的文化风格，以他们喜欢的风格来聚会，包括调整敬拜的乐风、讲道的风格、使用的乐器、场地的装潢……（注10）
4. “组织变革”模式
支持“组织变革”模式的人认为，问题的症结出在第一代不愿下放权力，也不尊重第二代的主体性。教会若要留住第二代，需重新调整教会的组织结构。第一代要授予第二代更多的权力，授予他们真正的权力和责任。
这一模式的支持者，以华裔第二代牧者和学者为主。他们多以堂会生命周期的概念为框架，强调移民教会最终需要调整组织，让第二代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。他们甚至支持第二代到外植堂，成立以英文为主的新堂会（注11）。
5. “跨文化宣教”模式
建议“跨文化宣教”模式的人认为，北美华人教会信二代流失的主要症结，在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文化差异。若想克服，需要第一代抱持着跨文化宣教的精神，尊重、学习、接纳第二代的文化，并学习以第二代的文化来牧养他们（注12）。
提倡这一模式的人，以第一代的教牧同工为主。
三、为谁而做？为何而做？
上述的5个模式，提出了5种诊断和解决策略。这5种模式各有其价值，也各有成功的案例。然而我认为，这5种模式都没有揭示真正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出自北美华人教会对“成功”的理解，以及所追求的目标。
北美华人教会常常认为，第二代 ABC留在自己教会聚会的人数和比例够大，就是“成功”。这是以“留住”信二代为目标，为“英文事工成功”的定义（注13）。我认为，这种内向性的事工目标，本身就有问题。第二代愿意留下是健康英文事工的自然结果，但不应成为英文事工的终极目标，不能主导教牧团队的思维。
这种对成功的定义，这种目标设定，导致许多北美华人教会在不知不觉间，把“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”的宏大使命，变为“努力把孩子留在自己的信仰文化聚落内”（聚落，即聚集之处。编注）。我们不再举目看万民，而是低头专注自己的孩子；我们不再强调“去”，而是努力把人“留”下来；我们不再聚焦于带领人“作主门徒”，而是希望把下一代能“继承”第一代移民辛苦建立的教会，留在这个教堂建筑内。
社会学家杨凤岗观察到，在北美华人教会各样努力建立英文事工的背后，第一代教会领袖真正在意的，是如何保持教会内的统一，并竭力维持体制上的合一（注14）。在我前面提到的5种模式中，有高比例的第二代的教牧同工呼吁“组织变革”。这凸显第一代和第二代教牧同工的不同关注点。
然而，笔者看到，若只单纯地从权力和组织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之道，没有面对背后的真正问题，恐怕是缘木求鱼。
此外，这5种模式似乎暗示，这些问题都是“移民教会”特有的，忽略了即便在非移民教会中，信二代的流失率也是很高。这意味着，信二代的流失不全是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，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我认为，上述5种建立英文事工的模式，都指出了当代北美华人教会所面临的部分问题，并提供了相当的解决之道。然而若缺乏健全的教会论和对当代文化的理解，这5种方案就像在不断修理一部老旧的车子，也许可以暂时解决表面上的问题，但若不做彻底的更新，维持这部老车的成本会不断加高，最终还不如换一部新车。
北美华人教会在面对未来时，需要诚实地问自己：我们（教会）是谁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和时代？有哪些旧有思维和做法需要更新，即，上帝的福音如何挑战、新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、人生观和世界观？我们需要首先探索这些问题！
注：
1. David Kinnaman, You Lost Me (Grand Rapids, MI: Baker Books, 2011), 23.
2. George Gallup Jr., “The Religiosity Cycle,” The Gallup Poll, June 4, 2002; Frank Newport, “A Look at Religious Switching in America Today,” The Gallup Poll, June 23, 2006.
3. 根据 Esther Liu收集的统计资料，在北美华人教会中长大的孩子，始终有80%-90%的流失率。参见“Cultural Tensions with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and Churches,”Fullness in Christ Fellowship, http://www.ficfellowship.org/cultural-tensions-e.html (accessed September 16, 2016)。
Ken Fong 则认为，华裔第二代信徒的流失率在 75%。参见 Ken Fong, “Rejuvenating Sick Bodies,” in Pursuing The Pearl (Valley Forge, PA: Judson Press, 1999), 175。
4. Helen Lee, “Silent Exodus: Can the East Asian Church in America Reverse the Flight of Its Next Generation?” Christianity Today 40, no. 12, August 12, 1996, 50–53.
5. Kinnaman, You Lost Me, 92-93.
6. 请参见 Christian Smith and Patricia Snell, Souls in Transition -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Emerging Adults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9) 。
7. Matthew Richard Sheldon Todd,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(Eugene, OR: Wipf and Stock, 2015), 112.
8. 参见Kara Powell and Chap Clark，《甩不掉的信仰》（El Monte, CA: 台福传播中心，2013）、 李道宏，《为主赢回的第二代》（Houston, TX: 美国福音证主协会，2008）；李道宏，《牧养爱主的第二代》（Houston, TX: 美国福音证主协会，2006）。
9. Fenggang Yang,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: Conversion, Assimilation,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(University Park, PA: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, 1999), 169-70.
10. Ken Carlson, Effective English Ministry: R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 Ethnic Immigrant Churches, Kindle Edition, Kindle Locations 1657-1658.
11. Todd, English Ministry Crisis, 13.
12. 可参考周传初《》，《举目》21，March 2006：18-21。
13. Todd, English Ministry Crisis, 17.
14. Fenggang Yang, “Tenacious Unity in a Contentious Community: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ynamics 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” in Gatherings in Diaspora: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the New Immigration, edited by R. Stephen Warner and Judith G. Wittner, (Philadelphia: PA, Temple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347-352. See also Todd,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, 16.
从笔者自身的观察，这是多数第一代教牧同工的倾向，但也有例外。
作者现在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牧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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